孤独的思考者

    近来，读了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C.诺思的专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很有感触，使得对于制度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的认识更加深刻。

    一般而言，在各种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都是被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因此，以前的研究都将已有的制度框架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先给定的客观背景。诺思通过《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论证了制度对提高生产率和经济进步的作用。研究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全，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他指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有动力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具体分为这样的5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从诺思有关制度变迁的基本论点来看，他是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会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内生变量”。

    诺思教授在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不仅归纳出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而且还多次考察了美国历史上制度变迁的产权含义，即制度变迁与产权结构的关系。《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当然，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衡量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

    诺思教授的产权理论使得我们对于“为什么西方世界的崛起首先在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出现而是整个西方世界呢？”这样的问题会豁然开朗。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因此它们首先在西方世界崛起，而法兰西和西班牙则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它们在竞争中失败并落伍了。

    诺思认为制度(Institution)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即制度是一种外在于行动主体的制约性框架或规则体系。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他将分析重点放在三个变量上：（1）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2）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国家；（3）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动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由此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